至18世纪下半叶，动物在英国的生存状况极其糟糕

前言

至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虽已普遍自视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为文明，但与这种自得不相称的是，动物在英国的生存状况极其糟糕。以伦敦为例，随着工业改革的发展，英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至18世纪末，伦敦人口已达百万之多。而与此同时，也仍有大量的动物遍布伦敦大街小巷。这些动物不仅充当和满足了整个城市对肉食和奶制品的巨大需求，同时也是交通运输和体育娱乐行业的主力。然而，相对于动物为当时的伦敦民众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它们所遭受的待遇却悲惨至极。

一、18—19世纪初英国动物的悲惨境遇

1825年，一名记者在目睹英国动物的悲惨状况后坦承：“我们衷心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不得不承认，这一说法恐怕是真的——英国是动物的地狱。”动物的悲惨状况在英国流行的动物竞技活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除斗鸡、斗狗等普通活动外，英国还特别盛行以各种动物为诱饵，然后引诱犬只与之搏斗的Baiting类运动，比较常见的有逗牛、逗熊、逗獾等。“所谓逗牛和逗熊，就是把它们绑在柱子上让狗攻击，通常是一个接一个的来，但是有时也会一哄而上。狗总会冲向牛的鼻子，常常撕掉它的耳朵或皮肉，而公牛会尽力把狗甩向观众。如果被绑的动物挣脱了，继发的场景会相当暴力。”此类以某种动物为诱饵，然后驱使犬只与其撕咬搏斗以博人娱乐的动物竞技在英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广受各阶层欢迎。此类动物竞技中所使用的犬只均经过专门培育和选育。著名的英国斗牛犬即为此类活动专门培育，它的许多特征就是从血腥竞技上承袭而来。

在1790年出版的一部动物科普著作中，作者托马斯·比威克对斗牛犬作了这样的介绍：“它攻击牛时的勇气众所周知，它扑向公牛时的狂暴，死死咬住公牛时的固执，真是令人吃惊！”为了证明斗牛犬的这种特性，该书还专门提到了一则骇人听闻的事例：“几年前，当逗牛还非常流行的时候，在北英格兰的一场逗牛活动中有个青年对他的斗牛犬非常自信。他打了个赌，说他有时会把狗的四条腿全砍下来，而每次他的狗尽管没有了腿，却还是会继续撕咬公牛。这个残酷的实验开始后，他的狗果然还是继续紧紧咬住公牛，就好像它们的身体还是完整的一样。”在1798年的一本著作中，英国著名科学家、学者托马斯·杨也引用了这个事例，并认为“英国人在体育运动中对待动物的态度相较他们所有的邻居都要残忍”。为了满足这种血腥的娱乐，英国人还不停寻找一些新奇的动物来进行这种斗戏。

1716年，一只美洲豹在伦敦被用来进行搏斗。1717年，一只老虎被引诱与6只獒犬搏斗。1747年，有一只北极熊被不远万里运至伦敦圆形剧场进行这样的表演。及至1825年，还有一只名为尼禄的狮子被带至英国与犬只搏斗，“这场奇特的比赛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原定入场时间为下午1点，但入口处早就挤满了人（尽管门票高达7先令6便士）。门一打开，人们就蜂拥而入”。在这场搏斗中，先后有6只犬被放至笼中与狮子尼禄搏斗，结果这些獒犬很快就死的死、伤的伤，最后“在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尼禄获得了胜利”。观看动物斗戏并非下层民众的专属娱乐，上层社会一些人士也乐在其中，甚至还义正辞严地为其辩护，认为用动物的鲜血和生命换取人类短暂的笑颜无可厚非。1762年，出生于苏格兰的詹姆斯·鲍斯韦尔访问伦敦，“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并在圣詹姆斯公园附近的皇家竞技场参加一个五小时的斗鸡节。他为那些可怜的公鸡感到难过，但当他环顾四周，想看看是否有其他观众为这只鸡的遭遇而感伤时，结果他没有看到任何人脸上流露出哪怕丝毫怜悯的表情”。

1800年，在一场建议废除逗牛的议会辩论中，后来曾担任英国首相的乔治·坎宁认为，逗牛无论对公牛还是犬只来说都算不上残忍，反倒“是一种极好的娱乐，它不仅激发勇气，而且能够培养高尚的情操，并提高思想境界”。他还认为反对逗牛的提案十分荒唐可笑，有损议会尊严，并认为利用动物的天性取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议会从来没有掺和过诸如公鸡和公牛的事，它的尊严会得到更好保护。”“动物的天性和相互间的厌恶一直是人类的笑料。而且，即使对所有相关事宜都加以立法限制，这种情况也会持续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上层人士对类似的活动仍然趋之若鹜。1821年，一只名为“雅克”的西班牙长臂猿成为伦敦风靡一时的“明星”。据称其可与两倍体重的任何犬类搏斗而不落下风，并曾在一次比赛中杀死了14只狗。当时伦敦的大小报纸争相报道有关“雅克”的新闻，前去观看搏斗的达官贵人也络绎不绝。在回忆录中，曾经观看过“雅克”搏斗的格兰特利·菲茨哈丁·伯克利伯爵对当时的情况描述道：“即将到来的搏斗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整个伦敦，不少朋友纷纷向我咨询，让我安排去观看。”“也许再也找不到比这里（竞技场）更阴暗的地方了，然而，社会上的不少精英却趋之若鹜。”被用于娱乐的动物之悲惨状况，可见一斑。

二、余论

19世纪初，英国还被批评是“动物的地狱”。但至19世纪中叶，英国媒体已自豪地宣称其对待动物的态度不仅无可指摘，且已冠绝世界。客观来看，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运动无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厄斯金设想的成为“英国的荣耀”，“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但在运动开展初期，部分英国人士就马上有意忘却自身不久之前还在动物保护方面的斑斑劣迹以及在运动推动过程中所遭遇的诸多反对声音，而将善待动物打造成盎格鲁ˉ撒克逊人的特质。“早在19世纪30年代，尽管周围的证据与此相反，但英国的人道主义运动已经开始声称善待动物是一种本土特征，并将虐待动物与外国人，特别是来自南方天主教国家的人联系在一起。”哈莉特·瑞特沃认为这或许是运动推动者的一种策略——将英国国民性与善待动物互嵌的做法可以营造出一种舆论氛围，即动物保护的目的不仅是要保护动物，更是对英国人卓越特质的维护，从而可以减少运动的阻力。这样的解释确实有一定合理性，但事实可能也并不止于此。

如若结合日后英国殖民者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屡屡以动物保护和文明之由，不顾印度、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而强行移植其国内动物保护的做法来看，则从动物保护运动的初始阶段一部分推动者实际上可能就存在着这样的意图：为使英国的文明等级论和文明话语更为有力，有必要尽快改变英国动物恶劣的生存状况这一文明短板。这样，虽然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动物保护主义者乃是出于真诚的仁爱之心而主张善待动物，并支持动物保护运动，但在此之外，尽快弥补英国文明的短板，然后凭借文明之名以便对外扩张和文化输出，则或许亦属一些运动推动者的内在考量。因此，尽管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运动的兴起有着复杂背景，但我们亦应注意到英国社会“文明国家”身份建构与动物在英国恶劣的生存状况对运动的直接推动作用。及至19世纪初，动物在英国的生存状况都十分糟糕，英国人也以虐待动物而在欧洲恶名远扬。进入18世纪中叶后，随着“文明”概念在英国的传播以及英国“文明国家”身份的建构，英国社会中上层愈益认为动物的悲惨状况与英国“文明国家”的身份不符，是“文明”的耻辱。

结语

在其他因素之外，英国社会对待动物最不文明的状态与英国自视最文明国家身份间的落差，就成为大力推动动物保护的“新动力”和导火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更能理解1809年厄斯金勋爵在议会大声疾呼虐待动物是“文明国家”耻辱的急迫，以及1874年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主席认为协会所取得的成绩重新“定义了文明生活标准”的自得。